为什么中国不应该把GDP做得太高？ | 陈经
解读科学，洞察本质
戳穿忽悠，粉碎谣言
搞经济，就应该先好好干活建设祖国，劳动后再消费享受劳动成果，这就是投资先于消费的道理。另一方面，也要照顾穷人限制富人，这就要帮助穷循环改善循环，限制富循环恶性发展。中国正在开始认清这个道理，并且有条件在全球率先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出反思。
本文写于2009年12月
（一）人均GDP越高越好么？
2006年，我预测说名义GDP超美也就是20年时间，当时应该还能吓吓人。天涯有一个有趣的贴子：驳雪亮军刀“中国GDP2030年超过日本”论。这个贴是2005年初写的，作者的意思是2030年超不过日本。现在看来驳与被驳的两人都错得离谱，至迟2010年就超过了，那个贴也成了经典鞭尸贴。
现在要再来说20年名义GDP超美，已经不算啥了，类似的论断出来不少。我得出这个结论以后，看着中国以美元计的人均名义GDP，从2002年的962美元迅速变成2008年的3315美元，再看国际国内一些怪现象，实在觉得GDP这个东西很荒唐。主要是两个问题：
1. 六年中人均GDP变三倍还多，但生活感觉好了多少？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问题，社会分化很大，有好有坏。六年中许多普通人都暴富了，房子股票挣大的不少。但另一些人生活压力很大，收入不行，房价猛涨，生活质量糟糕。以80后城市年青人为代表，许多人怨气冲天。这是说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。
2. 人均GDP高，产业竞争力就强么？中国应该还是说得过去的，产业竞争力非常强，但正好是一个“反例”。看许多人均GDP比中国高不少的国家，我早就发现了，从产业角度上不值一提。这些国家人均GDP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说国家竞争力。
这两个问题说明，人均GDP高低与个人生活水平、国家竞争力并不是线性关系，不一定是越高越好。当然，低也有低的问题，人均GDP太低的国家问题更不得了。我是要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，中国是可以到2020年把人均GDP做上一万多美元，一不小心就会做上去。但综合考虑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与国家产业竞争力以后，是不是2020年就要这么着急把GDP做那么高？把问题放到2020年，因为这是中国许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年。
我先把结论说出来：中国政府应该动用强大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实力，在国际国内压住人均名义GDP的高速增长，争取在2020年把以美元计人均名义GDP控制在一万美元以下。在国际上要实现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的有序贬值，高中低各级产业全占住，稳步提高各级产业的国家竞争力。可以在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后，以市场化的手法有序贬值，政府可以卖出海量人民币打低汇率，将收到的海量外汇卖给国内居民，实现藏汇于民。在国内，要压制各级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冲动，从经济的本原出发，切实搞好对人民生活与国家竞争力有实际意义的基础设施与产业。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转变发展思路，大力推进各项结构化改革，则中国还有希望在2020年把人均GDP压在一万美元以下，否则将无法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，大大损害中国的国家实力与社会的和谐发展。
（二）进攻性生产力与GDP模式
经济学的某种定义是，研究有限资源分配的学问。社会如何获得资源、开发资源、分配资源。因为有限，所以要研究。
世界各国的经济状态可以这样理解：在国际社会中混，看历史运气好坏，就有了一个国际资源分配地位。根据国家能力，有两种国家。大多数国家就是本国这块地盘，国土大小虽然没有变化，但控制的经济资源却不断缩小，我们可以称为C类国家。少部分国家有能力去占别国的经济地盘，控制的资源迟早会发展到比本国这块地要大。这少部分国家中，又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虽然在外面占了地盘，但也在慢慢或快速缩小的，这是B类国家。一种是占的地盘越来越大的，这是A类国家。
C类国家一般就永远是那个地位了，忽然变成A类国家十分罕见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C类国家。西亚一些石油富国虽然很富，但也是C类国家，算不上发达国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B类国家和A类国家有时会换来换去，一个A类国打仗输了或者经济危机了就变B类，努力以后又可能变回A类国。发展中国家里，中国显然是A类国家，印度应该也能算，再就不好找了。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，东欧一些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多了，也只能算是C类国。发达国家以前都有过当A类国的发展史，现在就许多掉到B类了。
由于发达国家猛当A类国的历史很长，地盘划得基本差不多了，后来就不是太猛了。扩地盘停下来了，当C类国出现危机，发达国家又A它一下。2008年，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了大危机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。现在的国际局势，就只有中国是响当当的A类国家。印度势头其实还可以，但扩张势头比中国小多了，主要还是自己这片地，有时说它是个C类国也可以。发达国家基本都成B类了。现在中国主要是到C类国家去找地盘，也有时到B类国家去弄。
C类的国家的GDP模式很简单，就是开发分配自己这一块地的有限资源。有些分得非常不公平，有些还算过得去。根据地盘衰减速率、人均资源多少、稳定建设年代长短，人均GDP就从数万到几百美元各有不同。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特点是，发展不出进攻性的经济生产力，做得好的就有些自主开发分配资源的产业，做得不好的连自主开发都没有。这种模式做到上万美元人均GDP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但人的生活模式、国家产业分布，就千差万别。一致的特点是，由于进攻性的经济生产力极弱，消费占GDP的大部分。
B类国家是发达国家，有相当厉害的进攻性经济生产力，全球化大公司不少。进攻性生产力，有文化、政治、军事、科技、金融、商业模式等等，非常复杂。但也就那样了，进攻性生产力升级了几次，打打停停，现在停下来了，暂时看不到大规模升级的前景。
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思路大方向是对的，要发展进攻性生产力，不过方法不太对头，基本失败了。只有中国在改革以后，发展出了强大的进攻性生产力，成为独一无二的A类国家。发达国家历史上当A类国家的历史也很长。在飞速发展阶段，A类国家GDP的特点是，投资占GDP总额很大的比例，等稳定下来，消费就占GDP的大部分。现在中国就是投资占GDP高达50%以上，被说成一个大问题。其实问题是有，但更是进攻性生产力的证明。没有进攻性的生产力，疯狂投资是不可持续的，这是许多人说“大泡沫”的根源，怀疑中国靠投资撑GDP增长不可持续。而中国由于是在通过投资发展进攻性生产力，实现了正反馈循环，所以大比例投资持续了很多年，许多人想不明白。
现在中国有强大的进攻性生产力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中国不卖资源，积累起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，在全球到处卖东西，不靠进攻性生产力根本不行。也不光是靠人工便宜世界工厂，文化、政治、军事、科技、金融、商业模式，虽然弱点很多，但也有相当的实力。
当前中国的问题是，有进攻性的生产力，而且正在加强，但现有地盘不足。13亿人，地盘不够，资源不够分配的。有两种发展方向，一种是做高人均GDP，那就是转向消费模式，按C类国家的办法分配有限资源，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。我认为做到上万美元人均GDP不成问题，但这种经济模式有许多问题。一种是以继续发展进攻性的生产力为核心，一边加强实力一边多占地盘，埋头干到2020年。这种模式与第一种靠消费做高GDP是有矛盾的。
（三）人均GDP快速增长两阶段
从社会经济活动开始，到GDP数据出来，最后一道手续是统计。这方面我们会深深感觉到各国的统计是怎样一种胡扯，有所了解的人越来越多。这种胡扯，包括汇率、物价调整、统计项增减、、离谱的估算等等，两个国家类似的人均GDP，其经济形态却可能差距极大。关于GDP统计，看看老广的GDP贴，明白统计比较是一种胡扯就行了，不用搞得太清楚。如果只看人均GDP数据，不可能发现中国几乎是现在唯一的A类国家。我们需要破除统计的迷雾，揭示GDP赖以生成的真正内在模形，而不是去把GDP统计搞得如何精确。
GDP形成，可以从货币循环以及产业的角度来看。按照我说过的资金河流网络模型，资金在网络中循环流动，推动做事，GDP就形成了。我提过中国的网络有“穷循环”与“富循环”，其实世界各国都差不多，无论穷国富国，都有明显的“穷循环”与“富循环”。香港这样人均GDP高达2万多美元的社会，贫富分化却非常严重。
我的结论是，GDP主要是靠穷循环表现出来，但它的推动力，却是富循环。由于穷循环人比富循环多得多，人均GDP主要由穷循环的状态决定。但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在一个什么样的财富水平上循环起来，就是富循环的状态决定的。换个说法，穷人过什么日子，是由一国的精英与富人决定的。富循环是如何决定穷人的生活的？
比如说，香港的精英与富人，主要就是搞房地产与金融资本市场，再加上一些贸易，几乎没有工业。那香港的穷人就是围着这些产业转，人均GDP不低，过得却并不好。富人集团决定房子的供给量，决定食品原料的进口价格，决定汽油费车位费。香港是资金自由来往，但建房、买肉菜、买汽油，这些具体经济活动却不是自由的。从深圳大规模买便宜肉菜汽油到香港，是走私会被查。穷人的衣食住行，除了低档衣服比较随便，都由富人集团控制了。香港穷人买房要欠一辈子的债，外出吃饭消费不低，买得起车用不起，富人集团早就这样决定了。富人集团如果有“良心”，会在这个框架内改善穷人的生活，建廉租房，把公共交通发展好，建起公共医疗体系。但要过上好生活，只有进入富循环才可以，这却是小概率事件。所以穷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，30多不结婚是常态，生小孩养不起不愿意生。香港人均寿命不错，但精神状态并不好，穷人压力大。为什么富人集团要搞得穷人这么痛苦？因为富人集团在本地弄不出工业，靠全球转口贸易其实也不是长久生意，没有钱到外面去换资源，只好靠本地房地产发展经济。
其实香港也有过工业，出口加工做得不错，转口贸易由于大陆的帮助也红火过很一阵。所以那时连穷循环的状态也持续改善。香港人均GDP有一个快速增加的过程，后来停了十多年。我上面说的是停滞后的状态，其实那个快速增加过程更值得研究，因为中国的人均GDP正在快速增加。
起初的快速增加阶段，是富循环靠出口工业、转口贸易、影视制作这些“进攻性生产力”带动的。这个阶段是真正的繁荣，各方面事业“全面发展”。富循环里的人在琢磨做东西、开拓市场，穷循环里的人工作机会多，努力干活加薪升值。产业起来了，就都有了。那时香港包括电影电视剧在内，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，对中国起的作用也不小。发达国家也差不多，都有靠发展“进攻性生产力”带动经济增长的好时候，人均GDP快速增长，穷循环的实际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。
人均GDP快速增加的第二阶段，这时“进攻性生产力”发展得差不多了，占地盘有一阵子了，产业上升势头其实弱下去了。但人的心气很高，占着好产业，收入快速增加，对未来的预期不错。预期不错，就会更多考虑置办家产享受生活。这时社会的焦点会转到消费与炒房炒股，有余钱搞这些事的人多了，消费繁荣，房产股票快速升值。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，因为人的预期高了，社会保障也好了，低工资的工作没人会干。人均收入增长快，通胀就会上来，因为通胀主要是服务费用决定的。汇率也会上来，因为“进攻性生产力”代表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强。第二阶段的人均GDP增加非常快速，比第一阶段快得多。因为房地产与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是很厉害的，人均收入增加带动通胀快速增长，汇率又升值，以美元计的人均GDP没几年就会翻倍。由于这时基数也大，人会感觉人均GDP的增长全是这一阶段来的，第一阶段的增长反而没啥意思了。
一个经济体有那么40-50年以上的稳定发展，就可以第一第二阶段都走过了。第一阶段先发展进攻性生产力，带动人均GDP增长。然后进攻性生产力稳下来了，就进入第二阶段快速增长。第一阶段完得越早，就越早进入第二阶段。有许多国家比中国人均GDP高，那是因为它们比中国更早进入第二阶段。
（四）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GDP发展模式
上节的GDP两阶段高速增长，在中小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清楚。中小经济体人不是太多，内部经济环境差异小。大众面对的是差不多的经济发展背景，心态比较一致。
中国人口特别多，面积也不小，地区差异非常大，上述的两阶段高速增长模型不能简单应用。为了说明问题，可以把中国城市按发展程度分为一二三线，把与GDP相关的房价、居民收入、物价体系等特点列一下。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出来，GDP占比也少，先不考虑。
------房价------居民收入------物价体系------产业竞争力
一线城市--高------高中低------高中低-----强
二线城市--中------ 中低--------高中低-----中
三线城市--低--------低---------高中低-----弱
一线城市的房价全是高的，价格最低的房子也不比二三线的高档房便宜。居民收入说的是一般人，不是指资本家富人。一线城市居民收入高中低各层级都有，已经有不少人的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因为一线城市控制的一些产业，其竞争力在国际上都算不错的。但由于一线城市人往里进，人口密度大，中低级收入的人数更多。物价体系也是高中低三级都有，各人根据收入层次选择不同价格档次的商品与服务。
二线城市房价也涨起来了，但还不是太离谱，算中等。普通居民收入高的就非常少，主要是中低级收入，因为产业竞争力只是中等。物价体系仍然是高中低级全有，因为商品是全国流通的，高档轿车、奶粉到处都有卖。
三线城市，房价其实不高，买房压力不大，只是关注的人不多。因为没有什么强大产业，当然主要是低收入。和二线城市一样，物价体系也是高中低三级都有。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状罗列。因为中国内部人口与资金、产业都是可以流动的，一二三线会互相影响。大众化社会商品是市场经济，全国自由流通，所以一二三线城市都是分级物价体系，只不过比例各有不同。这一点无法改变，各地不可能象香港那样立一个边境，然后大米、汽油等商品是深圳三倍价格。内地城市这么做，会被套利行为冲垮。所以，物价体系是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房子搬不走，所以一二三线城市价格差异极大。产业竞争力，由于马太效应，以及各地民风政策资源等因素，时间一长也拉开了差距。居民收入这块，人员流动较为自由，但也不是说走就走，算是半流通。收入低的人会从二三线城市所在区域，流到一二线城市去，加入一二线城市的低收入群体。
这样一个结构，没有办法像中小经济体那样第一第二阶段快速增加人均GDP。一线城市本来可以进行第二阶段，靠服务业提高人均收入。从北京上海的发展水平来看，关起门来提高服务费与物价，做到3万美元GDP问题不大。但是人往里进，根本搞不成。香港要是开放人随便找工作，商品随便进，产业竞争力到是能上来，人均高GDP会立刻崩溃。
也就是说，一线城市的物价与居民收入，也只能跟着全国的步子走，并不能先富就人均GDP先变发达。只有房子由于不可迁移，可以提前炒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。北京上海的房价和香港东京已经可比了，虽然还是要低一些。房价收入比奇高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看上去是令人发指的大泡沫。但从炒作模式来看，还没有到香港日本的高峰水平。香港炒房最火的时候均价8万，富人都疯得借大钱炒房破产。北京上海的高价房子买家主要是两种，悲惨的自住型拼死买，财大气粗心态稳健的买来保值，超过自身能力刀头舔血借大钱炒房的不多。银行放贷数量虽然多，但房产银行评估价偏保守，并不跟着市场价走。以后即使房价跌了，估计断供率也极低，两类主流买家都不会断供。
事实说明，中国发展到这阶段，是房价先上去，可以“富地先炒”。全国富人都去炒，“就高不就低”。居民收入与物价体系就由于地区差距，就只能“就低不就高”，一线城市也不能自己先“全民增收”。这样中国就没有清楚分明的第一第二阶段，GDP是越来越高指数增长，人均收入只能自然增长，迟迟无法上台阶。
GDP为什么能快速增长？因为国家生产力确实是突飞猛进，基础设施与产能投资、社会商品产出，都是快速增长，这是挡不住的。但人均收入被地区差距拖后腿，无法全部快速提高。人均收入不猛增，消费增长虽然也不算慢，但就不是超速增长，也落后于GDP的增长。消费落后于产能增长，又得靠出口消化巨大产能。还好中国的“进攻性生产力”发展得不错，这条路还算走得通，只是把别人挤惨了。
现在更进一步，由于发达国家也垮掉了，靠出口消化消费与产能的缺口不行了。就算出口恢复增长，产能增长得更快，不是办法。理论上只好靠国内消费来补缺，这也不可行。因为收入没法快速提高，除非白送，不然卖不出去。收入没法提高，这很明显，那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怎么大幅提高人均收入？我也不知道有啥办法，我可以肯定中国的人均收入就是会被拖低。这不是说国内消费不增长，其实增长算全球最快，但产能还是会比消费增长快，缺口始终在。那么怎么办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怪事。
靠出口不行，靠消费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，人又要就业，生产力会大发展。其实解决办法明摆着，就是加大投资。GDP等于投资加消费加出口，既然GDP自然增长率高于出口与消费增长率，只有靠投资增长来补这个大缺口。这是离经叛道的结论，理论上投资从来都是为了未来的消费，这样搞的话，投资占GDP比例越来越高，经济学家全会吓死。但中国这些年确实就是这样，我得不出其它结论。
中国的投资增长快过消费增长，这是自然形成的，中国的GDP模式自然就是这样。原因是人口众多地区差距大，以及生产力快速大发展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时也这样，不过时间不象中国这么长。原因是，要么人比中国少多了，要么地方不大，或者二者同时成立。
由于投资注定快于消费增长，所以中国只能这么怪怪地发展。现在到了矛盾直接摆到台面的时候了，北京上海房价太高只是小问题，怎么处理投资才是大事，我们需要解决方案。
（五）痛苦型与浪费型GDP
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消费占中国GDP的比例从高于6成降到了不足4成。近20年的年均GDP增长率约是10%，如果消费占比从60%降到40%，大致相当于消费增长率为8%，低两个百分点。无论如何，8%的消费增长率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，这也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，中国消费的升级速度是世界最快的。
之所以占比越来越低，不是因为消费发展得不好，而是出口与投资发展得更快。这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，有多种好处。世界各国投资与出口增速快于消费，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，也持续时间不长。只有中国投资与出口有长达2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。投资增长快于消费的好处主要有：
1. 投资完成于低成本时期，抢时间。
这有两方面因素。一是世界各国争抢资源，资源价格是长期上涨趋势，越早快速发展成本越低。二是本国人力成本、地价成本，也是越来越高的，越早投资成本越低。印度落后中国经济的年头并不算多，也就是10-20年。但发展成本已经高上去了，人均GDP也上1000美元了，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，但能够完成的投资差太多了。
2. 投资快于消费，有利于产业竞争力
一个家庭如果先顾着消费而不是投资增强挣钱能力，人们一般不看好其未来的“钱景”。中国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强，显然投资增长大于消费是一大因素。被骂了这么多年，2008年一出事，还是中国挺住了。传说中的投资不可持续没有发生，消费不可持续的到是大把。
以上两个原因，就足够我们理解，投资增长高于消费并不是坏事。投资快于消费增长，注重实质竞争力，压制人均GDP，这其实是个成功经验。中国过去20年虽然人均GDP增长很快，但其实仍然是被压制了。中国人均GDP受压制很容易看出来。有许多国家人均GDP比中国的3000美元要高许多，但无论是实质生活水平还是产业竞争力，和中国都有差距。
看到许多不怎么样的国家都差不多搞上一万美元的人均GDP，很多人觉得中国把GDP做到上万美元太容易了。确实很容易，我觉得一不小心就会弄到上万美元去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，值不值得这样做？这里我们需要破除人均GDP越高越好的错误理解。人均GDP可能有很多有害成分，并不是越高越好，要看它的具体构成。
最典型的就是高房租，这个东西据老广说，占美国GDP的10%。香港的房租是深圳的4-5倍，这也是GDP。这种GDP越高，社会越痛苦。这相当于把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弄成高物价，由于这些东西占通胀的权重只是一部分，经通胀调整以后GDP总量还是会大增，汇率再升值，以汇率计GDP自然就大大增长了。这类GDP可以称之为“痛苦型GDP”。
另一类GDP，其实就是浪费。家庭游泳池烧电弄成恒温，夏天大开空调觉得冷，冬天大烧暖气觉得热。几步路都开车。什么商品都一堆包装纸弄得花里胡哨。家里铺地毯，没多久就扔了换新的。几块钱就能治的病，折腾各种新药贵药往上招呼。小孩学习用具与资料越来越多，学的本事却不见多。这类“浪费型GDP”，其实提升人的幸福感觉并不多，创造的GDP数值却不小。
痛苦型与浪费型GDP一多，GDP数值弄上去并不太难，实质却并不怎么好。中国如果大力发展这些痛苦型浪费型GDP，人均GDP上万美元只是时间问题，2020年肯定能到，很可能提早。但靠痛苦型浪费型GDP搞到上万美元，有什么意思？真搞上去了，就太惨太可怕了。
不要以为这不可能，真搞起来，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，被资本主义自然规律带动，痛苦型浪费型GDP很快就会大发展。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。一堆年青人合租挤在大城市的小房子，有什么幸福可言。富人引导的消费标准也是越整越高，房子总想住更大。轻便简易的电动助力车禁掉，小排量车再小也要烧油。结婚要求越来越高，排场越来越大，找老婆或者嫁人越来越难，男女互相看不顺眼。
往这条高GDP路子走下去，很自然，然而真不是什么好生活。问问四小龙的青年人，GDP挺高，生活幸福么？只不过是少数有钱人幸运儿爽得很，人民大众压力大，一肚子气。中国要是短期内真的把人均GDP搞到上万美元了，十有八九就是靠这种邪法搞上去的。到时就等着各种人间惨剧加倍上演吧。可能到时人也习惯了，麻木了，以为生活就是如此。耗尽一生辛劳，买个小房，挣不来大钱经常吵架，小心翼翼害怕失业，生活没有梦想只有卑微。
这是民众生活，有时GDP越高越痛苦越浪费。在产业竞争力上，更成问题，高GDP并不一定代表高竞争力。为了应付痛苦与浪费GDP，经济运行成本会急剧上升。香港搞制造业已经不可能了，地租与人工成本一算，立刻完蛋。高科技也未必有，只好继续发展痛苦型浪费型GDP，恶性循环。最后弄得高不成低不就，社会发展潜力耗尽，竞争对手摸上来，只有等死。
中国以前一直压着这些痛苦型浪费型GDP，先考虑投资提高竞争力，是一个好经验。总的来说，20多年的效果不错，人均GDP还没有弄得太高。到2002年，人均GDP才1000美元，其实民众实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，发展潜力极大，产业竞争力很强。这人均1000美元完全用不着自卑，很实在。
2003-2009年，人均GDP上得很快，翻三倍不止了。但痛苦型浪费型GDP也出来了，虽然并不是全部。很多人直觉地感觉到，国家GDP增长非常快速，心理却非常恐慌，比2002年以前要慌得多，还看不到出路。这还只是开始。如果真的从3000多再短时间翻三倍上万美元，就等着痛苦与浪费翻 N倍吧。
当然，这六七年主流还是国力上升，投资提高竞争力一直没有松劲，只是出来一些不好的苗头了，要警惕。为此，中国应该放弃人均GDP快速增长的虚幻快感，一面总结前面投资提高竞争力的经验，一面注意自己与其它经济体发展痛苦型浪费型GDP的教训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合理引导转向健康的GDP发展模式。
（六）以发展穷循环为中心的GDP模式
前面几节，我们讨论了几个关键问题。
1.进攻性的生产力很重要。
2.富循环决定穷循环的生活，导致GDP两阶段快速增长。
3.中国投资增速高于消费是自然倾向。
4.短期高增长可能是靠发展痛苦型与浪费型GDP。
中国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，我感觉发展方向还不很清楚。比如现在人觉得人均一万美元GDP很容易了，但到时是个什么生活状态？具体怎么达到那个状态？我相信，不容易说清楚。说容易的，看看现在收入不高的大学生，进城的民工，靠谁给他们加工资？这可是几千万上亿的人口。
总理任上这几年GDP增长率提高到10%以上，各类经济数字非常好，国际地位快速窜升，却被认为不懂经济。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，许多年青人非常愤怒，但它是表象，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。我认为其根源在于出现了明显的穷循环与富循环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，在富人看来房价并不高，在穷人看来却已经高不可攀。有些人说得更严重些，说这是权贵资本主义。这些舆论虽然过于简单，却也事出有因。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中国可能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。人均GDP快速提高靠的是痛苦型与浪费型的GDP，普通民众生活感觉并不幸福，富人穷奢极欲。国家经济实力虚胖，进攻性生产力提高不多，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，内部却生出大弱点。再过一些年头，一旦情势不利，就有可能出大事，在长期快速发展后，忽然出现严重的倒退。
许多人老早就认为，这是注定发生的，由于老不兑现，只得把发生日期不断推后，沦为笑谈。这是小看了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。中国的进攻性生产力在大发展，政府控制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大部分，如果把这算成全民的，贫富差距就还不算太严重。中国也不是不出事，各种乱子不少，群体性事件特别多，但政府都给压下去了。连前所未有的大地震、全球金融危机，都应对过去了。但我们也能感觉到，现在深层的社会矛盾、经济矛盾，越来越复杂，经常有走钢丝的感觉，左一些右一些都成问题，需要不停权衡利弊决定政策。典型的就是高房价，就这么涨上去当然不好，可打低也有大问题。
现在中国只是有一些不好的苗头，还有得选择。完全可以在认清经济发展规律以后，找到健康发展的GDP模式，并强力推行，实现真正的复兴。其实中央已经认识到了GDP增速过快的毛病，知道GDP不是越高越好，提倡要“好的GDP”，开始解决这个问题。由于还在实践中探索规律，理论阐述与实际操作就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路，这样显得“不懂经济”也不奇怪。比如温总理宏观调控压产能、大搞紧缩，却又发现压错了，紧缩弄出了大问题，最后压产能悄悄放弃，从紧缩跑到极度宽松，经济运行出了很多大波动，社会心态浮躁，发展方向混乱。我们应该把这理解为寻找正确发展模式的努力，吸取经验教训。目前找到正确方向的条件慢慢成熟了，有几个关键思路需要突破。
一个是代表进攻性生产力的投资，舆论总是一边倒地说不能投资过多，GDP占比过高，要让位给消费，宏观调控以前也经常打压各类投资项目。中国投资厉害，消费相对弱，怎么转过去，很难办，目前缺少有说服力的建议。另一个是贫富差距，觉得要帮穷人，但经济增长又要靠富人。比如要求给穷人加工资增加社保，结果富人可能关厂去炒房，反而不妙。也就是说，怎么处理穷循环与富循环，不太容易想清楚。目前就是目标提出来了，缺乏配套的手段，各种目标经常互相冲突。
我认为，关键是要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原则”。一个中心是“以发展穷循环为中心”，而非偏向富循环。两个原则是，一是要靠投资，二是要靠政府主导，来帮助穷循环，限制富循环。要破除GDP发展靠消费、投资太高不行的迷思，敢于善于利用中国强大的投资能力，发展进攻性生产力。进攻性生产力好了以后，穷循环的消费发展起来并不困难，进攻性生产力不够强大却强行提高消费水平，是邪路。要靠政府主导帮助穷循环提高生活水平，而不是由富循环来决定穷人的生活，政府不能成为富循环的工具，应该扶穷抑富。政府要控制富循环发展浪费型GDP的倾向，要防止穷循环靠痛苦型GDP增长。为此，GDP增速放慢也是值得的。
当然，“投资”与“政府主导”这两个原则目前争议很大。投资过高一直被国际国内狠批，要求政府让权给民营企业的呼声也很高，一直是舆论的焦点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只有中国还在争论这两个问题，其它国家早就定型了。消费占GDP大部分，富人精英借民主的名义操控政府，富循环恶性发展，剥削国际国内的穷循环。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，只有中国还有条件当反潮流英雄。
搞经济靠投资与政府主导，在中国其实是一种自然倾向，并不古怪，只是人们觉得没见过。各地方政府都拼命拉投资，常驻京城跑要项目。政府情况好转以后，势力不断扩张。这个趋势集中表现出来，就是政府主导投资。安徽号称拉了2.5万亿的央企投资项目，各地企业纷纷跪求央企收购。从舆论发展趋势来看，我认为这个思路会胜利。其标志有两个，一是经过几年宏观调控的实践，投资的地位大有提高，国务院发改委的思路也有所转变，各种投资项目热火朝天。另一个是“国进民退”，就如忙总说的，这是一伙60后主导的，要做大央企，理由是江浙广东的富人集团搞生产效率虽然高，但靠不住。一些央企的短中期增长目标用正常经济增长难以解释，只能靠收购，正在迅猛推进。山西让煤老板退出，内蒙也要跟进。包括最近国企猛拍地王，插手房地产，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。目前是实践先于理论，政府系统向来对理论兴趣不大，在实践中已经慢慢转向了这个思路。从理论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一种全新的GDP发展模式，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创新。
地产商任志强说，他只为富人建房子。这不是他道德不好，而是资本主义的自然选择，走得通而且能赚大钱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整个社会都是如此，经济资源围绕富循环发展。中国要搞出口导向，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富循环提供生活用品，靠这个发展起来了。各地拉投资，对富人待如上宾，很多原则都不要了。政府勾结富人，共组利益集团，恶性发展尾大不掉。并且有人大造舆论，连国企也要卖给富人，核心领域向“民营”（其实就是富人）开放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让外资操纵了。中国始终在激烈争论这些事情，一直有所警惕，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很强大。富循环玩的就是效率，在资本的推动之下发展壮大得很快，穷人的财富增长远远比不上富人。这样下去，会发生什么事情不难预测。人均GDP快速上万美元，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下，政府完全倒向富循环，加入其中彻底腐化。富循环空前强大，过着穷奢极欲的浪费型生活，穷循环空有上万美元的“产业增加值”，却被痛苦型的GDP折磨。这样的中国，GDP可以超过美国，国家实力也会快速进步。但是这种崛起只能提供一些虚幻的快感，不会让穷循环的老百姓真正感觉高兴。
幸运的是，中国已经走上了独立思考的道路，所有的对手都暴露了重大缺陷，不足为师，我们只能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。中国应该一边大干投资增强竞争力，一边由政府主导帮助穷循环，限制富循环恶性发展，我相信一段时间内会有这个方向的各种实践出来。金融危机以后，我感觉政府的发展思路转变很快，当然也是各种思路群魔乱舞空前混乱的时候，也许很快就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。
现在很多人感觉不好，因为当前正是过去偏向富循环发展道路的顶点。但是同时，舆论对政府勾结富循环的不满情绪，也到了一个顶点。所以各种焦点事件，舆情汹涌，政府也不得不正视。重庆打黑，打击黑社会并不希奇，各地打黑的报导多得很。因为打掉了很多政府内部人员，这才引发全社会一面倒的喝彩。这是正义的发展方向，舆论还要加一把劲，有了互联网，战斗力也不可小视。中国的富循环还没有完全搞定政府，虽然许多政府内部人员作为个体已经同流合污了，但毕竟党和政府有大义在，资本主义法权并不成立，中国的“首富”可能是世界上被消灭最多的。政府工作报告、党和政府的大会决议，上面都是好的原则，并不能认为只是蒙人。
政府如今实力也空前强大，对发达国家并不买账，也找到了一些发展办法，用不着靠富人投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把富人的财产做掉，并不是多难的事。财政积极货币宽松，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大建项目，我认为大多数穷人是欢迎的，少数想在大城市买房的白领有怨言。这些投资，如果真按规划落在实处，是能改善穷循环的生活水平的。过去几年底层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有提高，并不是胡吹。一般认为投资贷款过多，会通胀恐慌，事实说明，真正恐慌的是富人，穷人并没有太恐慌，没有屯积生活物资。目前高房价并不是全民炒上去的，北京上海的房子普通人早买不起了，还涨。它最大的意义是说明，富人恐慌了，没有人相信现金了，所以不顾价值规律全款买并不怎么样的房子，企图保值。还有股市里的中小盘股，市盈率非常疯狂，我认为应该看作富人私募的行为艺术，到并不一定是骗散户接盘。山西煤老板退下来，还有全国那么多富人十几万亿的存款，实际已经无路可去，才会想各种保值办法。我曾经写过一个《政府总是伙同资本家，把老百姓弄得没钱》（https://weibo.com/ttarticle/p/show?id=2309403992372131303348），中国政府应该比这还厉害，需要的时候资本家也能弄得没钱。郎咸平经常对民营企业家开宣讲会，说政府弄得企业家挣不到钱，只好去瞎炒，就是这样一种趋势。
政府转向帮助穷循环以后，人均GDP的增长慢下来，是很自然的。例如大建廉价房，让穷人也有屋住，房价与房租都涨不上去，GDP增长自然就放慢。如果以后人口增长趋势逆转，高房价崩溃，GDP增长甚至有可能急剧下降。但这种下降对人民生活，综合来说也许并不坏。汇率也会控制住，让大量能力一般的穷人，也能从事中低级出口生产挣钱。中国还不能放弃这些产业，没有这些工作更麻烦。中国实力强了，就瞪眼捆绑美元不升值，别的国家也没有办法。自从危机以来，人民币汇率已经水平横盘了一年多，还放话说要贬值。为了照顾穷循环，一些基础物价就不能任由富循环炒上去。比如房租，按规律富循环是能根据穷循环的收入增加幅度，按比例收取剩余价值的，穷人想摆脱规律，就得面对高房价的壁垒。政府如果把房租管住，富循环的炒房计划就沦为搏傻瞎炒，而不是基于房租涨升预期的价值投资。基础物价涨得慢，人均GDP上得就不会太快，但穷循环增加的收入就增在实处，生活水平提高得快。具体实践我相信会有很多办法，也许效果并不一定好，或者被群众误解。有时因为情势紧急，可能也要暂时走回头路。但只要指导思想明确，总会摸索出正确的办法，真正帮助身处穷循环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。
搞经济，就自然而然的天理而言，就应该先好好干活建设祖国，劳动之后再消费享受劳动成果，这就是投资先于消费的道理。另一方面，当然也要照顾穷人限制富人，这就要帮助穷循环改善循环，限制富循环恶性发展。这是自然的天理，因为资本主义在全球数百年的血腥实践，在资本的邪恶推动下，却偏向了富循环，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全球到处充满了不公不义。而GDP表面的高速增长，就是这种不公不义的包装。发达国家的高GDP，看上去光鲜漂亮，穷人的生活也可以。实际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惨状为代价，发展下去，甚至发达国家本国的穷循环也被富循环害了。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走上了这种包装道路，近年来人均GDP增速很快的不少，实际只是本国富人的发展。
中国正在开始认清这个道理，并且有条件在全球率先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出反思。如果转型成功，十几年后，中国的人均GDP并不高，不超过一万美元（假设美元不再大贬值），比中国高的国家会不少。但中国仍然可以自豪，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与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，并不需要用多高的人均GDP来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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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简介：本文作者笔名陈经，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，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，《中国的官办经济》作者，微博@风云学会陈经。 责任编辑：孙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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